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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废话连篇（第4页）

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

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也正因如此，是以元佑元年，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

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遂知杭州政事。

再者，元丰七年的金陵之会，王安石与苏轼这二位文坛宗师诗酒唱和，畅游于山水间，往昔种种恩怨烟消云散——怨懑只因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世间好男儿，惺惺相惜，哪来的化不开的仇恨？

况且，苏轼与王安礼素来友睦，又怎会对王棣心生恶意？

东坡居士，千古文豪，开一派文风，彼时文坛领袖。

所谓“苏门四学士”

，凡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四子，宦途虽不显，然皆文名于朝野，一时瑜亮；然又有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者，俨然“苏门后四学士”

也，并世闻名。

文学之集大成者，当世数东坡居士苏子瞻。

一句话，苏轼爱才。

这是有史以来乃至往后推千年文风最鼎盛的时期，短短百余载，数不尽风流人物。

最最重要的是，不缺神童。

嗯，苏老泉是反面例子。

《宋史?选举志》中记载，“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赋诗，州升诸朝，而天子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

啥子意思？每多神童呗。

蔡伯俙，字景蕃，福清南隅人。

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九年，伯俙名为四岁，应童子科考试，廷试时诵真宗赵恒御制诗，真宗见他机灵，当即赐诗一首：“七闽山水多灵秀，三岁奇童出盛时。

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有老成姿。

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

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

是以，王棣之才……并不妖孽。

其生当逢时，正遇群星璀璨，不多他这一个。

不过，缘由种种，“品涩居士”

之名固然闻于士林，然元佑五年，终不为世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