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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明的冲突与普遍秩序的演化（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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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文明的冲突”

与普遍秩序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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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兰世界的困境与反抗

“文明的冲突”

在今天最突出地体现在伊斯兰世界所面对的一系列困境，它们进一步引发出很多反抗。

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而形成的，其国界的划分基于此前的殖民历史，以及大国的交易，而没有什么历史基础，更何况在伊斯兰教义看来，国家这种人为的建构物，本身便无甚价值。

另一方面，既有的有些国家，其政权的正当性也是存疑的。

世俗化和民主制这两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在穆斯林国家却处在两难困境当中。

民主选举，则上台的往往是宗教性政党，世俗化遭遇挑战；坚持世俗化，则其担纲者往往就是以军队为后盾的强人统治、威权政体。

穆斯林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始终要面临大国政治的约束，对于大国来说，在世俗化与民主制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天平便偏向了世俗化的一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都有过若干次军人政变推翻大选选出的宗教性政党主导的政府的经历，而西方国家对此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但威权政体既违背了伊斯兰教义里面对于平等的要求，更违背了教义对于统治者的要求。

于是，这些政权在各种角度都有着政治正当性的残缺，民众心中郁积着深层次的不满，并会将这种不满进一步发展为对西方及其代表的现代世界秩序的敌视。

在经济层面上，从通行的衡量指标来看，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效率相对于西方世界与亚洲国家而言是比较低的，这既有穆斯林自身的经济伦理所致的结果，也有近代以来殖民经济的“中心、边缘”

体系所致的结果。

就经济伦理而言，基于清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理性化经营、利润导向，以及将各种经济资源做同质化还原，换句话说，有不少在其他伦理中无法作为经济要素的对象，在清教伦理中可作为经济要素看待，于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便更高，相应地经济效率也更高；但是这种经济伦理忽视了“人”

的需求，“人”

被抽象化为劳动力要素，人的更复杂的精神与道德需要则被屏蔽在外。

而清教以外其他文化的经济伦理，将“人”

的需求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其经济效率势必会低于清教资本主义经济；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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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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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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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经济学全面考量人的行为，把人类生活看作是由多个相互支撑的子系统组合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子系统是其中的一个，但并不是核心的一个。

经济子系统包括公正的司法和在现代经济中体现出的仁慈，但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外在的。

核心系统的构成包含着真主唯一性的基本信念、使徒穆罕默德和在审判日对人的问责，这些信念是各子系统的基础。

参见[印]穆罕默德·穆丁因·汗、赛义德《伊斯兰经济观》，史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8—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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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印度教、儒家文化都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对于何谓人的需求的界定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