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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混战局面结束,接着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左翼作家联盟以笔当枪相抗。
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左联鲁迅、闻一多等人严厉查封,同时也想将比较温和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招到麾下。
1928年3月,新月社众人在上海弄了《新月》杂志,徐志摩主编,梁实秋、沈从文、潘公旦等人人盟,凌叔华时常发些小说,如《疯了的诗人》、《送车》、《搬家》、《凤凰》等,被称为“新月圣手”
。
对于新月派,历史定论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
。
《新月》有的文章否定共产主义学说,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
,也曾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
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
,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
,其“立场不坚定”
,从而导致该派许多人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10月,陈西滢应老友王世杰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接任闻一多文学院院长之职,凌叔华一同前往。
凌叔华当时并不喜欢武汉,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武汉三镇竞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
而丈夫忙于工作,她甚至找不到可以谈心的人,很烦闷。
据其女儿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
“父亲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好在父亲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
不久另外两才女到武大任教,凌叔华的生活靓丽了许多,一位是袁昌英(英国爱丁堡大文学硕士,长于戏剧),另一位是苏雪林(曾留学法国,擅绘画、考据,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
三人相交密切,并称“珞珈三杰”
。
1931年徐志摩去世,凌叔华因八宝箱一事与林徽因、陆小曼闹得相当不愉快。
而且当事者各执一词,直到几十年后研究者们综合不同人的日记信件,才弄清了来龙去脉。
徐志摩到欧洲去的时候,凌叔华尚未婚嫁,徐把箱子委托给了她。
后来徐回国,一直没去取。
凌叔华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时,箱子却放在北京娘家(父亲为母亲买的洋房),委托金岳霖和一个美国女文友丽琳保存,金岳霖敦厚,美国人讲隐私,凌叔华安排算是相当完美。
金岳霖和丽琳住在凌家,也方便照顾凌老太太。
后来徐志摩回国,曾给陆小曼写信提道:“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
徐志摩在北京时,到凌家取走了箱子,林徽因知道此事,但徐志摩并没向朋友们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因为里面有陆小曼的信,难免讥讽林徽因,徐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1931年夏,徐志摩写了篇小说《王当女士》,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为原型,本来打算在《新月》杂志上连载,可惜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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