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扬州官员都知道刘义隆的杀伐果断,以为刘义隆是一位非常有威严的皇帝,没想到如此平和。
但是没人会认为刘义隆软弱,相反,这样的皇帝更加可怕。
不过扬州官员相对来说比较清廉,原因简单,有刘义宾的压制,扬州官员根本不敢贪污,不用上表刘义隆,刘义宾就够他们受得了。
同时,扬州的赋税很正常的从未有过问题,扬州的商税也是国库收益的主要来源。
如今,江南的税收就占宋国税收的三分之一有余,长安虽繁华,但是周边地区却拖了后腿。
宋国如今的强盛离不开稳定的税收,虽然宋国的农业税收的并不多,但是商税却是农业税的数倍,这还是商税收的并不多,否则国库将更加充实。
刘义隆不会竭泽而渔,毕竟长远发展才是王道。
扬州以及江南的发展就得益于商税,有了商税,江南的商业也越发发达,同时,邗沟以及日后通济渠的连通,肯定能让江南进一步发展,同时带动北方商业发展。
刘义隆来自后世,知道商业的巨大潜力,在重农的同时并没有抑制商业发展,这是刘义隆和历代皇帝的不同。
历朝历代重农抑商,除了北宋这个特殊的朝代。
重农抑商有几个原因。
政治原因:古代皇帝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本业,商业是国家的末业,他们认为农民是忠诚、顺从、稳定的社会基础,而商人是贪婪、狡诈、动荡的社会寄生虫,他们担心商人会通过财富和交易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秩序,甚至威胁到皇权和中央集权,因此,他们通过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加重商人的税收负担、干预商人的经营活动等方式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经济原因:古代皇帝认为农业是国家的财富之源,商业是国家的财富之耗,他们认为农业可以创造实物财富,而商业只是转移和流通财富,他们认为农业可以促进国家的富强,而商业会导致国家的贫困,因此,他们通过鼓励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稳定粮食价格等方式来重视农业发展。
文化原因:古代皇帝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农业是天命所归,商业是违背自然,他们认为农民是遵循天道、符合礼义、奉行节俭的君子,而商人是追逐利益、破坏和谐、奢侈浪费的小人,他们认为农业可以培养人的道德品质,而商业会败坏人的道德风气,因此,他们通过弘扬儒家文化、教育百姓尊重农耕、歧视工商等方式来塑造农业文化。
古代皇帝重农抑商并不是没有道理或者无知愚昧,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和考量。
然而,这种政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和后果,就是阻碍了社会进步,损害了民生福祉。
刘义隆不同,来自后世,没有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且见过繁华的后世,并且熟知历史。
历朝历代帝王害怕商人会威胁皇权,但是刘义隆不怕,因为他坚信一句话,一个伟大领袖说过的一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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