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份合同,然后吃住都在厂里,一周七天,平均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一个月才有一次打电话的机会,而且旁边有人监督着,差不多半年后,才联系上了一些附近的老乡和同学,把她们抢了出来,做牛做马的半年,结果工资一分没拿到手。”
在冯一平听来,这样的事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这几年,好多被社会赋予了 “农民工”称号的,内地去沿海打工的姑娘小伙子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说白了,和后来的“黑砖窑”性质差不多,只不过工作地点不在郊区野外,而是在各个开发区里,工作环境,也比砖窑里好一些,但工作强度应该不相上下。
至于说维权什么的,他们哪里有那个时间精力和渠道,更没那个钱,况且,进厂时签的那份合同,肯定是对厂方有利的,打官司都不一定打的赢,只能当吃一堑长一智。
要知道,即使是再过十多年的时候,连总理都亲自过问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你想想,这个问题得有多大?
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不说那些无良的老板和厂家,送他们出去的各职业学校也没尽到职责,给学生找了一个工作后,就算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完成了承诺,别提还有跟踪服务什么的,可能送出去的学生,在他们找的接收的那个厂,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就觉得不满意,辞职后自己出去找路子,然后就一头撞进了这些黑工厂里。
父母也没尽到责任,山沟沟里的他们,只是看到那些外出打工的,给家里带回了多少钱,没有想到其中的艰辛,他们也没有想到在同一片蓝天下,会有那么多没下限的,专门针对这些涉世未深,没有半点背景的年轻人的各种坑。
至于政府,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他们则是完全缺位,当然,他们也关心,不过他们只关心那些在外打工的人,寄回来了多少钱,一年下来,让辖下的银行,增加了多少存款而已,即便是在二十年后,也没有多少经济主要靠劳务输出的各级政府,真正建立了切实有效的外出务工人员档案。
所以他只“哦,”了一声。
黄静萍很不满意他的态度,“你怎么这样啊,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王金菊瘦的我都有些不敢认,好像老了几岁一样!”
“恩,那我们想办法帮帮她吧。”
黄静萍有些不好意思,小声说,“我已经跟她说了,说能让她到便利店工作,你不会怪我吧!”她瞪着那双大眼睛,一副做错了事,好怕怕的样子。
“这有什么关系?”冯一平揉了几下她的头发,“让她参加下一批的培训就好,不过到时可能安排不到省里,要去其它的地方,哦,没关系,市里估计还要新开几家,到时把她调过来,好吧!”
以王金菊的能力,培训以后,完全能胜任便利店的工作,黄静萍做出这样的承诺,也不是说能让她到总部工作,算不上什么事。
就像冯一平打算,让已经由铝制品厂更名为嘉盛金属制品厂,招收包括冯文在内的一些冯家冲人一样,根本算不上开后门。
“你太好了!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冯一平又把电视轮流换了一遍,还没能找到能看的节目,不由自主的又打起了哈欠,他走到书房门口,对正在打电话的黄静萍示意自己回房睡觉,黄静萍捂住话筒,小声说,“别关门,等等我!”
冯一平苦笑,在我怀里,你是睡的踏实,可那对我,却是一种煎熬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