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日之后,虞沨之奏章呈抵御前,当日殿议,圣上大发雷霆,那些将行洪滩涂之地占为己有之贵族胆颤心惊,秦相与金相并跪龙座下,率先请责,当然声称自己并不知父辈家传之地竟是“违法财产”,险些引来大灾,对于为何数十载不纳赋税一事,尽都推诿于家中总管,一时间贵族府上“刁奴”丛生,匪夷所思得让人瞪目结舌。
太子在三皇子频频示意之下,又是满怀孤疑,又是犹豫踌躇,持笏出列,为涉案权贵求情,无非是那些不知者不罪,并及时挽回,庆幸未引发大祸的好话,天子却也顺坡下驴,严辞警告一通后,还赞了一句太子仁心宅厚,只将工部牵涉之官员以“玩忽职守”罪名罢职处刑。
金、秦二相才松了一口长气,又被天子接下来的一道诏令吓得悬心。
授楚王世子临机决断之权,务必察明瞒灾一事,重惩企图因私瞒公者,在并州行任何事宜,皆可持诏而行,不需呈章先禀。
诏书快马送往并州。
不过两日,得知楚王世子已经赦了两县知县的秦相就有所行动。
通政司那位秦党知事,忽而畏罪自禁,留下遗书一封,称是受了左通政童纬义之贿利,隐匿了两县知县之奏章,于是乎,另一个负责上下文移的金党知事便首当其冲,重刑加身之后,招供出自己是“受请枉法”,又咬了童纬义一口。
童纬义虽大喊冤枉,却被当朝罢职,扒了乌纱帽,移交大理寺候审。
金相惊出一身冷汗,自知中了秦怀愚之算计,将他恨得咬牙,无奈的是他那党羽已经招供,还是当着御前……正筹谋着该不该将童纬义弄得“畏罪自尽”,却被亲信幕僚霍真一席话提醒:“相公当虑,若此时童通政‘畏罪自尽’岂不坐实了隐藏灾情的罪名?如此一来,施知州岂不难保?”
既然县令不曾瞒灾,童纬义有罪,追究下去,施德作为上级知州,肯定就是知情不报。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施德我也难保。”金相当真被这些时日连番变故弄得心力交瘁,脑子有被门挤的趋势。
“相公不可呀,并州之事还得靠施德看着呢,这会子让他获罪,若他把那事供了出来……”
金相大是懊恼:“大不了就此作罢,事已至此,再不可冒险。”
“相公,眼下朔州都指使、并州卫指使,并那几家握兵之勋贵都投了本金,若这时收手,他们岂不怨怪相公?他们早有图利之心,相公就算陪了本金,也不会让他们满意,故而,这事还得继续呀。”霍真抹了把额上冷汗,暗忖金相当真是“廉颇老矣”,行事越发欠缺果敢。
“那你说,眼下应当如何?”金相对这幕僚是当真信重的,简直就是言听计从。
“金相当劝说童通政,当以子女为念,若他入罪,他才刚入仕之长子又该如何?故而这时,应当以死为证清白,只触壁诸类行为,未免让圣上怀疑是他人灭口,不如绝食绝饮,喊冤而亡,如此,仅有那知事口供,不足为惧,就算他反口再指证相公,这多变之辞也不足为信,再说,他应当也没有这个胆量,相公再使言官上折,质疑那畏罪自尽的知事,他分明是秦相一党,哪里会被童纬义收买?分明是有人想陷构童纬义!相公牵涉进秦相来,把水搅混,一时之间是非也是难断,只要那事顺利,并朔守将们落了好处,再找个时机将施德灭口,世子再怎么察,也没有实据了。”
金相盘算一通,觉得此计当真可行,童纬义虽不是个忠义之人,却极为爱子,眼下他即使招供实情,性命也自难保,还白白连累了儿子,应当能够劝服。
于此,数日之内,京都朝政风云变幻,通政司连连死人,秦相也被言官参了一本,颇有些焦头烂额,而那个掌管上下文移的可怜知事,一会儿咬金相,一会儿咬秦相,一会居然连苏轲都咬了一口,短短几日,居然就疯傻了,搂着大理寺卿喊夫人,并州灾情究竟是谁隐匿,表面上十分地扑朔迷离。
秦相便将“水落石出”“洗清污名”的希望寄托着了身在并州,有临机决断之权的世子身上。
故而,随着八月的到来,虞沨在并州的生活渐渐开始忙碌。
起初对世子“不给颜面”“放洪淹田”的行为极度怨尤的世家们,率先开始了拜访。
常山伯原本就与楚王府有些旧情,他占的“滩涂”面积不大,损失自然就小,最是不以为意的一个,不过顾及着“同党”们的心情,不便与世子示好而已,当得秦相示意一到,自然是第一个登门,先是对孟高的事极尽歉意,便将质疑落在了施德身上,声称属官犯事,又是杀人重罪,施德一不通报监察御史,又不知悉山西按察司,三两日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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