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稀缺品,但我却不如吃鸡腿那么兴奋。我出来到处跑赚的工分和粮票几乎都给了家里,我的弟弟知道我辛苦,常在溪水里钓虾,然后做成虾干寄给我。我看到虾的时候想起了家里,猛然间有点感伤。年少轻狂,这种感觉我很少有,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又是格外的感触。
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我一边还是偷偷往医疗区跑,想去见袁喜乐一面,即使见不着,能在她帐篷外面待一会儿,感受那种距离,脑子里想象当时在一起的事情,也总能让我宽心一笑。
其实在那时候,我可以托王四川找他那个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打听,但我终究开不了口,原因里掺杂了害羞和顾虑。而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害怕被他们追问。
这种煎熬一直到一周以后才消失,那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去医疗区溜达,忽然发现帐篷门口的警卫撤掉了,帐篷的门是敞开的。
我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走错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就是这里,立刻浑身一阵冷战。
袁喜乐的帐篷也解封了。
这说明什么?是她和马在海一样不治身亡了?还是说她也痊愈了?
我摇了摇脑袋,把不祥的念头撇去,看着洞开的帐篷忽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以前来的时候,每次都盼望能进去,现在门打开了,反而又不敢了。
我忽然发现,其实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和姿态去面对袁喜乐。
在门口待了半天,我才勉强压下心头的悸动,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进到帐篷里的那一刻,脑子几乎已经一片空白了。
可是,我马上发现,帐篷里没有人,床上没有人,被子掀在一边,吊瓶却还挂着。
我走了一圈,走到她的床边,摸了摸她的床铺,想着她躺在上面的情形,也许她出去放风或者做检查去了,起初的激动慢慢平静了下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正发着呆,背后忽然有人说话。
回头一看,一个中年护士正怒目瞪着我。
我也是伤员之一,她也照顾过我,我立即道:“我来看望袁喜乐同志,她是不是没事了?”
“她去做检查了,白天都在其他帐篷里,晚上才回来。”她道,“这里是女兵帐篷,你要探病得先约时间,找你们领导组织大家一起来。”
我道:“我看见警卫撤走了,以为可以来探望了。”
“一个一个来病人还要不要休息?”她拿了桌上的一只铁饭盒往外走,估计要去食堂打饭,“你别在这里等了,她回来我也不会让你单独见的,回去吧,记得把帐篷门拉上,回来以后如果你还在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急匆匆地离开了。
我叹了口气,忽然有点失望,还以为终于可以看到她了,结果还是看不到。晚上这里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我不可能等她回来。
把病床整理了一下,我又看着床铺发了会儿呆才准备离开,走了几步,我忽然想给她留点什么,让她知道我来过了。
摸遍身上,我只摸到一包烟,瞬间叹了口气,想到了当时在避难所里她也要烟抽的情形,不由得有些难过。我抽出其中一根烟,把烟盒子塞到了她的枕头下,终于转身离开。
出了医疗区抽上烟,我忽然觉得心中的各种浮躁稍微平复了些。又想着袁喜乐能不能发现烟盒是我留下的,起了一刹那的错觉——我正躺在她的枕头下,等她回来。
之后的几天我都没有再去找她,因为从起床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各种思想语录,都是指导员在营地里组织的自发性自学。本来政治觉悟就是我们的弱项,根本学不进去,再加上没法去看袁喜乐,我更加有了厌烦的感觉。
在这段要命的时间过去后,后来被我们称为“赶鸭子”的第一次通气会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