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阁楼里本来幽暗,老虎窗却投来清亮的光,无数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仿佛夏夜乡间无尽的萤火虫,照亮相片里的四个女生。她们都留着乌黑的辫子,手挽着手,穿着厚厚的棉袄,背景似乎就是我家的弄堂,隐隐还有屋顶上的积雪。她们笑得多么欢快,不晓得命运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为她们拍照片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那一年,深秋的清晨,外婆给我做好早饭,送我去学校读书以后,就再没有醒来过。不久,外婆因为脑溢血辞世。我第一次接触到亲人的死亡,在追悼会上看着水晶棺材里的外婆,绝不相信再也见不到她了,总觉得哪天外婆还会回来。那年冬天,外婆很多次出现在梦中,那么清晰而真实。
而我对于天潼路799弄59号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办丧事的家里挂满的挽联和被棉子(丝绸被套)上。
同一年,我妈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子,她也被提拔去了局机关上班,那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本科(自考)的文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于是,我家搬到了西区的曹家渡,六层楼的工房的底楼,我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再也不用木头马桶和痰盂罐了。我们一家三口与外公同住,但没几年他就过世了,大概是孤独的老人难熬过岁月吧。
以后搬过很多次家,但从未离开过苏州河。现在推开我的窗户,仍能看到那一线河水,只是由从前的墨黑稍微变清了些。如果往河里放一艘纸船,必然能漂到童年那座桥下。
中考那年,我依然梦想当画家,便提出要考上海美专,结果失败,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从北苏州路小学妈妈送我读画画班那天起的梦想,就此永远破灭了。当然,往后我也再无缘就读全日制的大学,就跟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命运相同,尽管原因截然不同。
那一年,妈妈常常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免不了和别的孩子比较,比如学习成绩很好的抗美阿姨家的学文,还有青青阿姨家的小青,还好小东阿姨没有孩子。苦闷叛逆中的我,在一本小笔记簿上开始了最早的写作,不过是些倾诉罢了,我忘了有没有写过天潼路799弄的记忆。
但我也在读书,只是学校很远,在当时的工厂区旁边。过去是广东人的联义山庄,也就是公墓,阮玲玉的香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多年以后,我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字:魔女区。
后来,我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在思南路上班,后调至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依然在苏州河边,距离天潼路老宅数步之遥。不知何故,我从未回去看过,只是在文章里不断回忆。
再后来,二〇〇〇年开始,我在榕树下网站发表小说,再到两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运的人,渐渐变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当然,我还是我,也从来没人真正了解过我。二〇〇七年,我妈妈从单位退休,我从上海邮政局辞职,开了家文化公司,以我的小说为主要产业。今年,我开始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成为“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大多来自于我记忆中的人和事。但我从未敢写过妈妈和她的闺蜜们的故事。我的妈妈,或许,也有她的秘密?
但我宁愿,一无所知。对了,我也相信,我妈、青青阿姨、小东阿姨,她们三个人,余生里,再也不会有任何来往和联络了。天,黑了。我想,我该回家吃饭了。从废墟前转回头,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穿着件白色大褂,再看胸口的钢笔,很像是医生的派头。
他也在看着眼前这堆瓦砾,似乎跟我一样,在寻找那栋过街楼上的老宅子。
我见过他,在精神病院。好吧,我就当他是个医生,反正在这个世界里,究竟谁是医生,谁是病人,鬼才知道!但有一点,他自由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照例堵得一塌糊涂。我手握着方向盘,心里却浮起一个人的脸——抗美阿姨的儿子学文,因为刚才那个人吗?学文差不多是二〇〇〇年自杀死的,到现在有十四五年。要是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个社会精英,混得比我好吧。对啊,他的学习成绩可棒了,语文、数学、英语无懈可击,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一年,高考前夕,学文到我家来做客,他悄悄告诉我——他妈反复叮嘱,走进考场,拿到试卷的第一件事,千万记得要把名字填在装订线里面,不要直接写在考卷上,否则要算零分的啊……学文困惑地说:“哎,谁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妈妈说到这啊,还会掉下眼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