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蒋队长有问题?小马张大嘴巴看着龚老,满脸的不可思议。
几天前,小马和龚老一同去小山沟调查志军的情况,蒋队长几乎是全程陪同,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蒋队长这个人从外表看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庄稼汉,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为人处世颇有分寸,接人待物也很是用心,整个调查的过程中三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小马仔细地回想和蒋队长相处的细节,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良久,百思不得其解的小马终于忍不住出言询问道:“龚老,难道蒋队长才是凶手?”
话音刚落,小马又连忙否定自己的推测道:“不对,他是生产队队长,每天都要带队上工,应该没有作案时间!”
龚老笑道:“小马,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蒋队长当然不是凶手,不过他也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他和凶手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最起码他在我们面前说了假话!”
“假话?”小马疑惑道:“哪一句是假话?”
龚老朝审讯室看了一下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将志军审问完再来说这个事。”
小马连忙点头,警局传达室的老头已经几次在窗户外面故意咳嗽了,显然是在催他们赶紧结束今天的审讯,这里不是市警局,他们属于“外来人员”,还是要照顾一下这些人的感受。
龚老和小马再次坐在审讯桌前,对面的志军脸色阴晴不定,显然不明白两人这几近几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志军,蒋队长这人怎么样?”龚老冷不丁道。
“蒋队长?”志军显然没有料到龚老会问他这个问题,犹豫了片刻道:“老实憨厚,虽然话不多,但对人很热情,我们刚下乡那会,就是他带着我们盖宿舍,还带头将自家的粮食拿出来招待我们吃了两天饱饭,上工时遇到困难也是他手把手教我们这些啥都不懂的知青,所以我们当时都很感激他,听说他小儿子蒋涛顽劣,才特意让我出面教他读书识字。”
“他家几口人,家境如何?”
“一共四个,他、他老婆、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蒋坤,小儿子就是蒋涛……”
“只有两个儿子?”志军还没来得及介绍蒋队长的家境,龚老就打断了他的话,询问道。
在当时那个年代,信奉的是“人多力量大”,城里情况还稍微好点,一家两三个小孩属于常态,但在农村,基本每家每户都有四五个小孩,像茶花一家才生了三个的都很少。
志军回忆了下道:“好像不止,听说一共有四个小孩,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两个,所以他们才将蒋涛看得跟个宝贝疙瘩一样。”
龚老“哦”了一声道:“那看来他的家境就应该不怎么样。”
志军点头道:“是的,家境比较差,不过那个穷地方就没有谁家情况好的,能将肚子混个半饱就算不错了。”
龚老继续道:“那你们每个工分值多少钱?”
志军愤愤然道:“这事不提还好,一提气死人,那个鬼地方土地贫瘠,开垦难度非常大,我们每个工分只值八厘钱!”
文革时期是不允许外出打工的,所以志军所说的工分实际上就是当时农民的工资。
在生产队上工一般每天最少七八分,最多十二三分,平均一天是挣10工分左右,所以一天的收入其实就是10分工值多少钱。
最高的日值是一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个工分一毛钱,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收入了。
这样的生产队可以算是极为特殊的存在,一个县一般只有一两个,在那里,社员想说个媳妇很容易,附近姑娘都争着嫁。
高日值生产队自然有自己的诀窍,那可不是单靠种地的收入,都要靠搞副业。
前文说过,文革时期搞副业外出承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被发现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不过人都是会变通的,只需要找到可以挂靠的国营单位,账户和施工单位都挂在他们的名下,有了国营的幌子,再去承包那些单位的工程就行。
当然,对那些单位不能白用,要打点他们的头头,那年月都穷,送礼也简单,用麻袋装满土豆地瓜送两袋过去就一路绿灯了。
除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之外,绝大部分生产队都循规蹈矩,靠着土里刨食赚点工分。
日值七八角的很少,日值五六角的也不多,大部分都是日值三四角的。
个别生产队,土地瘠薄条件差的,日值就只有一两角了。
而志军所在的生产队每个工分只有八厘钱,也就是说日值只有八分,这种情况不被饿死就不错了,也就难怪为什么他费尽心机想要离开那里,看来除了被茶花的两个弟弟追打之外,收入太低也是他想逃离的原因。
志军一边诉说一边抱怨着当地的落后和工价的低廉,而一旁的小马脸上则露出了恍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