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

安抚硬生生的把她从蒋世隆的病榻边拖走了。瑞兰道：“不知俺耶心是怎生主意！提着个秀才便不喜！穷秀才几时有发迹！”

    而商人们便在这般的世情上，占了胜利，奏了凯歌。

    明周宪王的《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倡》一剧，描写刘金儿怎样的厌弃贫穷而向慕富家子弟，丰裕生活。她连嫁了好几个丈夫，都没有好结果。结果还是再做了娼妇。但她那种追逐于优裕的生活之后的思想，却是一般娼妓所同具有之的，未可以厚非。而像裴兴奴、苏小卿辈的意志比较坚定者却倒是例外。

    为什么戏曲作家们把握着这些题材来写作时，总要把妓女们写得很崇高，很有节操，完全是偏袒着士子们的一边的呢？

    一方面，当然为了这些剧原都是为士子们吐气扬眉的；对于作为士人们的对手的妓女们，便也不得不抬高其地位；而同时，为了要形容商人们怎样的强横与狼狈，便也不能不将妓女们的身分抬高到和贞女节妇并立的地位。

    在实际社会上，这些故事都是不容易出现的。妓女们是十之九随了商人们走了的。商人们高唱着凯歌，挟了所爱的妓女们而上了船或车，秀才们只好眼睁睁的望着他们走。这情形，特别在元这一代，是太普遍，太平常了。

    五??士子们的“团圆梦”

    然而“士子们”不能甘心！

    他们想报复。——至少在文字上，在剧场上。而在实际社会里，他们的报复却是不可能。

    于是乎，在这些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喜剧里，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型式，便是士子和妓女必定是“团圆”。士子做了官，妓女则有了五花诰，坐了暖轿香车，做了官夫人。而那被注定了的悲剧的角色，商人呢，则不是被断遣回家，便是人财两失，甚至于连性命都送掉。

    《救风尘》里的安秀实终于和当初不肯嫁他的妓女宋引章结婚。

    苏小卿已经嫁了冯魁；裴兴奴已经嫁了刘一郎；她们都住在她们丈夫们的贩茶船上。当然没法和她们的情人们会面相聚的。然而，在这里，作者们便造作了传达信息和忽闻江上“琵琶声”的局面出来。

    但他们虽然会面了，仍是不能长久相聚的，强夺也不可能。作者们便又使她们生了逃脱的一念，在丈夫熟睡的时候，她偷偷的上了情人的船，人不知，鬼不觉的。等到丈夫们发觉了时，他们的船已经是远远的不知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不得已的一种团圆的方法。

    像《玉壶春》那样的写着：恰好遇见陶太守归来，还带了一个同知的官给李斌，而当场把妓女李素兰抢夺过来给了斌；像《百花亭》那样的写着：军需官高常彬回了军队时，恰遇他的情敌王焕已经发迹为官，告了他一状，他便延颈受戮，而他的妻贺怜怜也便复和她的王焕团圆；像《重对玉梳记》那样的写着：当顾玉香正在逃脱不出柳茂英的势力圈子，而恰恰的，她的情人荆楚臣便得了官回来，且还恰恰的在最危急的时候，在最危急的地方，遇见了他们；他救出了她；还将他的情敌柳茂英送府断罪。果有那样的痛快的直捷了当的团圆的局面么？

    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说，在实际的社会里，特别在元的这一代。没有那末巧遇的，像双渐、苏卿、白傅、兴奴的情形。更万万没有那末巧遇的，像楚臣、玉香、李斌、素兰。而在元这一代里，士子们更永远的不会逢有这种痛快的直捷了当的团圆的。

    这只是一个梦；这只是一场“团圆梦”。总之，这只是“戏”！

    在元这一代，士子们是那样的被践踏在统治者的铁蹄之下。终元之世，他们不曾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

    而因此，他们的“团圆梦”便更做得有声有色！

    六??元代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

    士为四民之首，向来地位是最尊最贵的。也有穷苦不堪，像王播寄食僧寺，范进、周进（《儒林外史》）之受尽奚落的。然而一朝时来运来，便可立刻登青云，上帝京，为文学侍从之臣。立刻，妻也有了，家也有了，仆役也有了，田地也有人送来，财货也有人借给。所谓“富贵逼人来”者是。这不是一套魔术的变幻么？而这魔术的棒，这亚拉定神灯似的怪物件，便是“科举”者是。不管是诗赋，经策，是八股文，其作用是全然一致的。昔人有诗云：“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便是实况。因此，便养成了“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了。宋代尤重士，不论居朝在乡，士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金人取了中国北部，却也知道笼络人心，屡行科举。南宋对于士更是看重。

    但那个“以马上得天下”的蒙古民族却是完全不懂得汉人、南人的社会状况的。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与汉人、南人是那样的不同。元帝国所囊括的地域是那末广，所包容的不同文化与思想的民族是那末众多。要他们怎样的特别的照顾到汉人、南人的旧有文化和制度，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乎，科举的这个制度，“士”的登庸的阶梯，便也不被注意的废止了下来。

    元史《选举志》尝痛论元代仕宦流品之杂。“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其实，在元世祖时代，根本上便不曾有过科举。到了仁宗延祐间方才恢复了科举制度。而得上第者未必便有美官。士子出身者大抵皆浮沈下僚，郁郁不得志。《辍耕录》云：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

    “士”的地位在元这一代便根本上起了动摇。他们是四民中的一个，而不复居其“首”。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自然更不能为农、工、商所看得起。而把握着当时经济权的商人，则尤视“士”蔑如。郑德祐的《遂昌山樵杂录》云：

    高昌廉公，讳希贲……尝言：先兄（希宪）礼贤下士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见。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先兄急延入坐语，稽经?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某等兄弟请于先兄曰：刘整，贵官也，而兄简薄之。宋诸生，寒士也，而兄加礼殊厚，某等不能无疑。敢问。公曰：此非汝辈所知。吾国家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背其国以叛者。若夫宋诸生，与彼何罪而羁囚之。况今国家起沙漠，吾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像廉希宪那末爱士的人实在不多见，而他的这个“于斯文加厚”的行为便为后人所称。然竟也无以起儒术之衰。

    同书又载尤宣抚一事云：

    时三学诸生困甚。公出，必拥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从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贮中统小钞，探囊撮予之。

    那些酸秀才的窘状，不亚于沿门托钵的人物么？金刘祁《归潜志》（卷七）有一段文字形容金末仕宦者之苦：“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却恰好用来形容元这一代的士子的苦闷。

    故元代的作者，每多挺秀的才士，而沦为医卜星相之流，乃至做小买卖，说书，为伶人们写剧本，以此为生。关汉卿做医生，而郑光祖为杭州路吏，赵文宝以卜术为生业，做阴阳教授，施惠乃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

    其或足以自立者，都是别有原因的，不是被贵游所援引，便是家本素封，不患衣食。顾阿瑛、倪云林他们之所以名重天下，原来也便是惯作寒士们之东道主的。

    “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也便是形成了他们的落魄与贫穷的原因。而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他们当然显得寒酸、落伍、减色，而不能和商贾们作有力的争衡的了。

    七??元代商业的繁盛与商人地位的增高

    而同时，商贾们的地位却突然的爬高了几层，重要了许多。和士人阶级的没落，恰好成一极明显的对照。

    杭州虽是故都，但依然繁华如故，并不因南宋的灭亡而衰落下去。也许反因北方人的来游者多，藩邦外国人的来往经商旅行者多，以及驻防军队的数量的增加等等之故，而更显得有生气起来。作剧者关汉卿到杭州来过。而曾瑞卿来到了杭州之后，便定居于此，不肯再回北方去。许多剧本都是刊于杭州的。——更多的古籍是发见于此。她成了元这一代的“文化城”。郎瑛《七修类稿》云：

    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时人目为销金锅，相传到今，然未见其出处也。昨见一《竹枝词》，乃元人上饶熊进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语。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

    所谓“销金锅”也便是商业中心之意。其实在元这一代，于杭州外，附近的松江，——驻防军的大本营所在地——茶的中心的九江，及市舶司所在地的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庆元（连杭州，凡七所）等地，也都是很繁盛的。这些，都还是“江南”之地。北方的都市还不在其中。

    “江南”素为财富之区。南宋的政府，诛求尤酷。元代所谓江南，即指最繁荣的：

    一）江浙行省??（二）江西行省??（三）湖广行省

    而言。据《元史·食货志》，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三锭三十三贯。

    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

    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

    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

    而商税的收入，历代都占不大重要的地位者，这时却大为增加，大为重要。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到了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元史·食货志》）所谓百倍，即约四百五十万锭也。仅江南三省已占了四十万零三百八十五锭多了。计：

    江浙行省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三十两三钱

    江西行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二锭七两三钱

    湖广行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锭九两九钱

    较之“夏税”已多四倍，而盐税，酒税，茶税，互市税尚不在内。可见这个时代的商业的隆盛，商人负担能力之惊人。市舶司的税，至元间，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后禁商入海，罢市舶司。不久，又屡罢屡复。惜未详其税入的总额。想来，那笔数目必定是很可观的。

    酒税为国赋之一，“利之所入，亦厚矣。”仅“杭州省酒课岁办二十七万余锭”，其他可知。

    天下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而两浙之盐，独占了四十五万引。江西、湖广及两淮等处的盐引也不在少数。在盐课钞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里，江南三省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数字的。

    茶的总枢纽为江州，总江淮荆湖湖广之税皆输于江州的榷茶都转运司。天历二年，始罢榷司而归诸州县。而其岁征之数，凡得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

    还有种种的杂税呢，且不说了罢。总之，就商人的负担之重，——从古未有之——便知元这一代从事于商业者是如何的占势力。他们成了国家的重要的础石。国税从他们身上付出的是那末多。而元地域那末广大，兵威那末强盛。为商贾的往来，交通，除去了不少的阻碍。其商业之突盛，是必然的情形。《旧唐书·食货志》云：“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而元这一代，商人却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了。他们和蒙古民族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必要的往来，其接近的程度当然较士子们为密。而元代又有“入粟”为官之例。由商人一变而为官吏，当也是极平常的事。

    处在这样的优越的条件之下，商人和士子间的三角恋爱的争斗，其胜利权，当然是操在商人的手上了。

    故冯魁、柳茂英们，硬生生的拆散了秀才妓女们的鸳鸯，而夺取了她们去。秀才们忍气吞声，妓女们没法挣扎。

    他们只是幻想的等候着以另一种势力——自己做了官，或朋友做了官——来夺回了他们的所爱。

    而这幻想却终于是幻象而已。这等候，却终于是不会在实际社会上实现的。

    为了戏曲家们的本身便是“士子”的同流，其同情便往往寄托在秀才们的身上，而往往给商人们以一个难堪的结果―这正足以证：在实际社会上，秀才们恐怕是要吃亏到底的；故才有了那样的“过屠门而大嚼”的团圆！

    八??茶客及其他

    在那些商人们里，无疑的，茶商和盐商是最为称豪长的，故也最为士人们所深恶痛绝。

    盐是日常的必需品。把握了盐的贩卖权的商人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成了豪富之家的。连沾着了些盐的气息的官吏们，也都个个的面团团的起来。西门庆的富裕，和贩盐很有关系。明代的阔人汪廷讷，在南京有了很宽大华美的别墅，他能够收买别的作家们的稿子，他刻了很多很讲究的书；那精致是到今尚藉藉人口的。总为了他是个和“盐”的一字有些渊源。

    清的戏曲家唐英，在江州享尽了福，刻了一部极讲究的《琵琶亭集》，那是专为了白居易的《琵琶行》的一诗而集刻之的。他自己的剧曲，也刻得不少。他成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东道主。而扬州的盐商们，在清代，也是始终的把握着文运的兴衰。他们和帝王们分享着养士之名。

    在元这一代，盐商们也许还没有那末阔绰，那末好文、好名，知道怎样的招贤纳士，但他们的强横，却也够瞧的了。

    我曾见到元人一套嘲盐商的曲子，极淋漓痛快之致。惜一时失记出于何书。故未能引在这里。

    茶商的地位，在元代显然也是极重要的。冯魁是贩茶客，刘一郎也是贩茶客。宋人茶税钱，治平中，凡四十九万八千六百贯。而元代茶税，竟增至银二十八万锭以上。按钱一百贯折银一锭计，则所增不啻在五十余倍以上。明代茶税，也居不甚重要的地位。倪元璐《国赋记略》及《明史·食货志》均以为：明取官茶以易西马。

    若无主者令军人薅种，官取八分，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

    ——《国赋纪略》（《学海类编》本）页五。

    则在明代，茶之对外贸易，除了以货易货之外，是很少输出的。但元代则幅员至广，商贾通行无阻。茶商贸易至为自由、便利。其获利之厚自在意中。故增税至银二十八万锭以上而茶商不以为困。

    他们便能有余财以供挥霍；便能和士子们在恋爱场中相角逐而战胜了他们。士人们遂养成了最恨茶商的心理。王实甫《贩茶船》借苏小卿之口骂之道：

    〔耍孩儿〕俺伴是风流俊俏潘安脸，怎觑那向口头獾儿的嘴脸。乔趋跄宜舞一张掀，怎和他送春情眼角眉尖。我心里不爱他心里爱，正是家菜不甜野菜甜。觑不的乔铺苫，看了他村村棒棒，怎和他等等潜潜。

    〔二煞〕你休夸七步才，连敢道三个盐，九江品绝三江潋。倚仗你茶多强挽争着买，倚仗着钱多热死粘。眼见的泥中陷。赤紧的泛茶的客富，更和这爱钞的娘严。

    无名氏《苏卿题恨》云：“恨呵，恨他那有势力的钱！彼几文泼铜钱将柳青来买转。莫不我只有分寡宿孤眠！”

    又无名氏《咏双卿》云：“嗟乎，但常酬歌买笑，谁再睹沽酒当垆。哎，青蚨压碎那茶药琴棋笔砚书！今日小生做个盟甫，改正那村纣的冯魁，疏驳那俊雅的通叔！”

    这正和纪天祥的《断复贩茶船》有些同类吧，而悲愤之情却溢于纸外。

    王日华有《与朱凯题双渐小卿问答》（见《乐府群玉》），其中冯魁的“答”最妙：

    黄金铸就劈闲刀，茶引糊成刬怪锹。卢山凤髓三千号，陪酥油尽力搅。双通叔，你自才学：我揣与娘通行钞，他掂了咱传世宝，看谁能够凤友鸾交！

    元散曲作家刘时中有《上高监司》曲文两大套，刻划世态，至为深切。第二套写商人舞文弄法，破坏钞法的，尤为极重要的史料。

    〔滚绣球〕库藏中钞本多，贴库每弊怎除！纵关防住谁不顾，坏钞法恣意强图。都是无廉耻卖买人，有过犯驵传徒，倚仗着几文钱百般胡做，将官府觑得如无。只这素无行止乔男女，都整扮衣冠学士夫，一个个胆大心粗。

    〔倘秀才〕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

    〔滚绣球〕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做皮的是仲丁，邦辅，唤清之必定开沽。卖油的唤仲明，卖盐的称士鲁。号从简是采帛行铺，字敬先是鱼鲊之徒，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

    这真是蕴蓄着一肚子的愤妒而在刻划的写着的。而多财善贾之流，不仅冒用了文人们的雅号，窃披上士夫们的衣冠，且还实际上和士子们争夺社会的地位和歌人的恋爱。

    〔塞鸿秋〕一家家倾银注玉多豪富，一个个烹羊挟妓夸风度。掇标手到处称人物，妆旦色娶去为媳妇。朝朝寒食春，夜夜元宵暮。吃筵席唤做赛堂食，受用尽人间福。

    时中这一段话，正足为许多元剧为什么把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写成了那个式样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