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距离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了,随差皇宫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慈禧的脾气也越来越差,进出皇宫的大臣们都要小心翼翼,说的每一句话时,先要在头脑里想三回,看看有没有能够引发慈禧不好联想的措辞,更不想说太监宫女,在慈禧面前伺候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那里不小心触怒了老佛爷,轻则一顿掌嘴板子,重则一命呜呼。有些经历过庚子国变的老人,隐隐都依稀觉得10年前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了。
而在东南地区,各报纸、媒体还在为孰是孰非争论得不亦乐乎,有些地方甚致给双方是战是和开出了盘口,还真引来了不人下注。不过北京毕竟天子脚下,京畿重地,报纸到可不敢那么肆无忌殚的讨论这样的重大而敏感事件,但北京的居民对政治的兴趣和敏感度天生就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因此报纸虽然不讨论,但在民间却是议论得热火朝天,而且在这个时代,报纸的受众面毕竞还是小众,只有少数的士绅阶层,学生才会看报纸,但民间的讨论,无论是深度还广度,都远不是这个时代的报纸可能比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华东政*府的情报人员在暗中推动的功劳。
当然民间的议论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流言蜚语满天飞,几乎是一天一个样,街头巷屋到处都有人议论,既使是有些茶馆、饭馆里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但却根本阻止不住人民议论的热情,有时茶馆、饭馆的掌柜过来阻止,还会引起一阵嘲笑,说什么“大清国都要完玩了,还怕个什么”,“老佛爷,皇帝现在自个儿都是自身难保了,那有闲功夫管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啊”,“咱们只管说咱们的,大清国己经没有几天的蹦跶了” 之类的话。
总之,民间这种吃瓜群众等着看戏的轻松心态,和皇宫里的紧张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居民见的事情多了,这十几年来,什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拳匪进京”、“庚子国变”、“海外华人进京”、“帝后还朝” 等等,什么大事没有见过,都知道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受到冲击的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而和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只要提前多准备些饮食用度之物,在北京城新旧势力交替的那几天里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等北京的秩序恢复之后再出来,基本也就没事了,反正就是洋人来了听洋人的,海外华人来了听海外华人的,老佛爷,皇帝回来了,就听老佛爷,皇帝的。
而在另一方面,10年的庚子国变期间,人民军收复北京,当时军纪严明,对居民秋毫无犯,而且还修膳了不少道路、房屋,掏通水井,做了不少利民的善行,大多数老北京人都还记得十分清楚,同时华东政*府的情报人员也在暗中不断的宣传人民军守纪律,不扰民,让北京的居民可以完全放心,因此北京的老百姓们才一点都不紧张,每天还怀着轻松乐观的心态谈论着改朝换代的大事。
当然现在清廷上下也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上层的权贵官员们都忙着打点行李,准备出逃,下层的官差、吏员们也看透了时局,大清国确实没有几天活头了,华东政*府即将入主北京,改朝换代,因此在这个时候,谁还顾及得到民间在讨论什么。
于是在这种紧张与放松,忙碌与懈怠的交错环境中,时间也终于来到了第7天。
就在当天中午,留在天津的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来到利顺德饭店,和李三杰会面,提出清廷拒绝接受华东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并要求华东政*府进行修改。
但这个要求不出意料的遭到了李三杰的拒绝,并宣称清廷既然拒绝接受华东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也就意味着谈判破裂,只能用战争来解决。并要求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离开天津,在两个小时以后,人民军将向天津发动进攻。
到了这一步,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当即告辞,返回天津新城。
而李三杰立刻向青岛和北京办事处发电,通报了谈判破裂的消息。因为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返回天津新城大约需要1小时左右的时间,因此清廷再快,也只能在1小时之后收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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